娄尔行:一生与会计紧密相连无法割舍

  娄尔行   娄尔行   娄尔行夫妇与四个女儿合影,左一为娄有世   娄尔行夫妇与四个女儿合影,左一为娄有世 □黄 洁 人物简介 娄尔行,1915年出生于苏州,2000年病逝于上海,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当代著名会计学理论家和教育家,新会计学科体系的主要创始人。 娄有世,娄尔行四女,在上海市儿童医院从事儿童保健工作,现已退休。 一所名校不在有多少大楼,也不在有多少好书,而在有一批大师。如果说上海财经大学(下称“上财”)是名校的话,那娄尔行先生就是“上财”的一位大师。作为当代最有影响的会计学家之一、我国会计学泰斗的他倾其一生,为推动我国会计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娄尔行先生与他的学生、时任“上财”会计学系的石成岳教授共同撰文,率先提出建立我国会计理论体系的设想;面对有关会计涵义、职能和属性之争,在其主编的“上财”第一本教改教材《基础会计》和其后的撰文中,明确了会计“参与经营决策”和“确保合理分配”等职能,深入探究会计本质;作为1987年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基本理论与会计准则研究组”成员之一,其思想和主张在之后的会计制度改革和会计准则研究中都有深入的体现。他多次代表我国政府出席联合国政府间经济、会计会议,在推动我国会计走向世界和加深中西方相互了解方面成就显著。他三次亲历亲行会计教学改革,推广现代实证和定量研究,为我国会计研究方法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除了学术思想和学术贡献外,娄尔行先生高山仰止的品行、兼容并蓄的胸怀、注重传道授业的教育理念及谦逊温和的待人之道更让他成为很多人生命中的灯塔。 娄尔行先生的父亲娄凤韶先生曾是苏州大名鼎鼎的“丝绸大王”,与苏州有着很深的渊源。 今年11月18日是“上财”建校一百周年。值此之际,记者与娄尔行先生的女儿们一起追忆和缅怀大师,砥砺后人。 拼命工作为追回失去的时间 苏周刊:一所名校不在有多少大楼,也不在有多少好书,而在有一批大师。如果说上财是名校的话,那娄先生就是上财的一位大师。请您简单讲一下娄先生的经历。 娄有世:父亲1933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国立上海商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的前身),二年级后就进了会计系,用父亲的话来讲是“无意插柳”。他当时的梦想是以后经营一家企业,成为驰骋商界的实业家,而从来不曾打算将来要在大学里执教而成为教授,更加没有想到会从事会计学理论研究。在“上商”他师从安绍芸教授,得到安老师四年循循善诱的教导,为日后从事会计事业做了充分的准备。 其实在“上商”毕业之前,父亲就积极筹备赴美继续攻读。他选择密歇根大学也很盲目,只是因为“密大”来的录取通知书最早。进了“密大”才知道,他所录取的企业管理研究生院的功课之重在“密大”是出了名的。有学长劝他转专业或转学,但他想出国就是为了多学知识。在“密大”,父亲师从大名鼎鼎的会计大师裴登教授和戴茄教授。他说进入“密大”企业管理研究生院,是他毕生所走道路的又一重大转折点,是“密大”指引他走了一条把会计放置在企业管理环境下加以学习和研究的道路。 1939年,父亲回到上海,当时上海已沦为“孤岛”。他回母校应聘任讲师,其中也经历了一些曲折。比如因分不到会计课程,在“上商”只教了一个学期便辞职不干,到了光华大学商学院又不愿向汪伪政府低头,又辞职了。直到1946年,“上商”复校,他以专任教授入聘,时年父亲才31岁。之后又经历了起起落落,直到1980年,父亲又重回母校“上财”任会计系主任。此后的十多年,是父亲有生以来最为忙碌、消耗体力最多但同时也是学术成果最丰硕的十多年,他说他感觉心里有一个小精灵,一下子被唤醒了。 苏周刊:在娄先生治学方面,哪些你们印象最深? 娄有世:应该就是这十几年。他把一切可用的时间全部用于工作,没有休息天,没有寒暑假,用“自讨苦吃”来形容,一点不夸张。特别是后来得知自己得了帕金森病后,用他的话来讲“更得拼命”,他一直说要趁ON(药性起作用)时抓紧时间拼命工作。虽然辛苦,但他反以为乐。他说,“惟受过不准工作之痛,才更能够体会埋头工作之可贵,才更加珍惜自己的工作”。我记得有一次是财政部与著名“八大”(现为“六大”)举办一次中外会计讲习班,为了把凉快的时间留给外籍讲师,父亲硬是在最酷热的夏季连续讲了五周,一讲就是半天,边拿着毛巾擦汗边讲课,现在他的学生对此事还津津乐道。他自己这么拼命,要求他的研究生也这么拼命,他对他的研究生说,如果你承受不了,你就不要来当我的研究生。所以以前在“上财”有一种说法,能读出娄教授的研究生是不容易的,当然他的学生都出类拔萃。而在我们家,也以父亲为中心、以他的工作为核心。他工作非常繁忙,要著书立说,又要学术交流,还要出差开会、主持博士生答辩会等等。父亲因帕金森病行动不便后,每逢他外出参加活动,我们的妈妈或者姐妹都要陪同在他身边照顾。我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照顾父母日常生活的任务基本由我负责,我没空就要把外地的姐姐们叫回来,我们把支持父亲工作作为全家的责任和义务。父亲即使病加重了,还坚持带研究生,写论文写教案,他写的字别人不容易看懂,每次他写好后,我们马上要帮他重新誊写清楚。研究生来我家上课,我们会按父亲的要求布置好“课堂”,准备好点心。我儿子那时才三四岁,平时很顽皮,但每次同学们来,他就会搬个小凳子像个小大人似地悄悄坐在一边“旁听”。考大学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会计专业,这或许是受父亲的影响吧。 是严师又是慈父 苏周刊:娄先生所带的研究生并不多,但个个出类拔萃。在他的学生眼里,娄先生是怎样的一位师长? 娄有世:在治学方面,父亲的每位学生都会感受他严谨治学的精神和学以致用的高要求。他对每一位学生要求都很严,期许也很高。他会给每一位学生开具一系列需要研读的经济学和会计学书籍,要求他们每读完一本清单上的书籍,都要向他汇报读书心得,并在关键之处给予指点。他将自己的教育方法归纳为九个字:“教方法、压任务、多启示”。无论是指导博士生理论学习、阶段论文写作还是指导博士论文选题和写作,不管是在立论方面、论证方面还是在结论方面,甚至是用词方面,他都是高标准、严要求,绝不放过漏洞。他经常对学生说,博士生是“国家队队员”,要学五连冠的中国女排的拼搏精神,要无愧于“博士”的称号。所以他的研究生们都比较勤奋,没有一个敢懈怠的。他的学生大多成为校、院领导、教授、博士生导师、企业高级专家,他们很清楚,这是父亲深爱学生的表现,所谓爱之愈深,责之愈严。父亲不仅教他们知识,更重视教书育人,教育他们如何为人处事,尤其在如何为人师表方面给他们作出榜样。曾任“上财”会计学院副院长的张鸣教授一直说,娄先生那时年事已高,但仍坚持每周亲自为他和孙铮(后曾任上财副校长)授课,《高级财务会计研究》《会计理论研究》和《高级审计学研究》这三门课程就足足耗费了近两年的时间。当时我国市场经济尚不发达,会计界有一种重会计而轻财务的思潮,但父亲始终认为财务是会计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始终将《财务管理》课程作为新会计教材体系的重要部分,并要求他作为该书的主编之一,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一直与他进行深入研讨,悉心指教,引导他走上了对公司财务深入探究之路。 苏周刊:其实娄先生既是严师又是慈父,严中透着爱。 娄有世:是的。这种爱既包括学识上的关爱,又包括生活中的关爱。父亲的宗旨是“教书育人”,他说,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教育他们如何做人。他以身示范影响他的学生们。父亲抓住每一个重要会议和重大的社会实践机会让他的学生去参加。他的许多学生对父亲的提携拔擢都深表感激。曾任“上财”校长的汤云为在做父亲博士研究生时,父亲推荐他去美国加州大学做了一年助理研究员,在他创办中国会计教授会的时候,父亲亲临创立大会表示支持。还有张为国先生,父亲总以各种理由带他到各地参加各种活动,让他认识了当时会计界政企学各领域的带头人,使他从一个单纯的学者到1997年接任中国证监会首席会计师,再到2007年成为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理事。还有吴艳鹏,父亲安排他参加中国会计学会年会以及中国会计学会专题理论研讨会,在这些会上,他有机会向中国当代会计大师当面请教学习。还介绍他去上海石化总厂等大型国有企业做经济、财务方面的调查,为后续理论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生活中和为人方面父亲平易近人,称得上睿智且平和、灵惠更谦逊,他从不以大师或泰斗之名居高临下,也不会在学术上一家独言,学术讨论时大家都是畅所欲言,真正具有大师的风范。张鸣先生说,1988年硕士毕业时对到底是留校继续当老师还是投身商海大潮瞻前顾后时,是娄先生鼓励他继续考博士研究生,让他明确了方向。他在《财经研究》上发表的两篇论文,编辑部也是通过父亲仔细审阅和好几次修改后才发表的。每年,父亲的学生带着小孩子来拜年,父亲必定会给孩子们准备新年礼物,和孩子们说笑和玩耍,就像一家人。张为国硕士和博士都是父亲的研究生,再加上他读书时家境贫寒,所以父亲对他格外关心,情同父子。在他的婚恋问题上,父亲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语重心长,帮他分析开导。张为国和我们也很亲,叫我们“姐姐”的。2015年在父亲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张为国和家人捐铸了一尊铜质的父亲塑像,竖立在“上财”会计学院大楼厅堂中央。 父亲每周都给我们写“例信” 苏周刊:作为一名父亲,在您的眼中,娄尔行先生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娄有世:他是关爱女儿们的好父亲。父亲既慈爱又严厉。他的慈爱让我们时刻感到温暖,他的严厉又使我们对他有些敬畏。父母以自己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他们的教育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以及思想、家庭、兴趣等方方面面,他们鼓励我们参加体育运动,让我们学钢琴、学游泳、打网球。我们是幸福的,从小得到父母无微不至的关爱;我们是幸运的,从小比同龄人有更多的学习机会。我们姐妹共四个,父亲在向别人介绍我们时常说:我是搞会计的,和数字有不解之缘,所以我的女儿们的名字就用数字排列:有原、有宜、有珊、有世,江南话的谐音就是元、二、三、四。他说他是火车头,我们四个女儿各是一节车厢。他说,把你们拉向远方,什么时候你们车厢里货物装满了,到站了,就可以和火车头脱钩了。他又把我们比作风筝,风筝飞得越高,飞得越远,看到地面的风景也就越壮美、越广阔。所以到了“车厢”脱钩的时候,他总是高高兴兴地为“风筝”准备行装,放飞蓝天。但是,我们尽管离开了家,我们和家的联系还是十分频繁,互相之间也很了解。这主要靠我家的总司令——父亲的指挥,几十年来维系我们的纽带是每周父亲发的家信和我们的回信。 苏周刊:能具体讲讲吗? 娄有世:我们称为“例信”。父亲写“例信”的特点是:每周一封,每封信都有编号。由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三位姐姐都在外地,信都是爸爸垫衬了复写纸,一式三份,编号。写好后,母亲再补充,同时分发各地。无论工作多忙,事情再多,父亲都坚持每周至少写下密密麻麻一大页分发我们。父亲身体力行,我们自然不敢怠慢,每星期及时回信是我们生活的重要内容。父亲的“例信”,从大姐1963年离家起,到1995年后因帕金森病渐渐发展到使他书写困难,字迹歪斜模糊,实在辨认不清才不得不中止。好在那时电话已普及,我们也就改用电话,每星期打回去问候他们。三十多年来我们收到父亲的亲笔信有近两千封。他把家书比作“思想散步”。 “例信”的内容丰富多彩,有交流动向、汇报成绩、讨论家事、议论国内外大事等。到了年终,还要评出当年全家的十大事件,经大家议论后,在年末的“例信”中正式宣布,使大家能互相勉励。 我家还始终保持一个特色,就是每逢全家团聚,我们就会围坐一室促膝长谈,戏称为“召开家庭大会”。父亲事先拟好议题在“例信”中告之,让大家做好准备。大家在会议中各抒己见,气氛轻松愉快。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聆听父亲的总结演说,他时而幽默风趣时而严肃认真,令人心服口服。特别是事关重大的决策,他教我们应该怎样先想好几个可能的选择方案,然后对各个方案进行分析,罗列问题,权衡利弊得失,反复比较,最后才作出明智的决定。我家三姐和我的婚姻大事,就曾在我们的家庭大会上热烈争辩过。当时有珊结交的男友远在大西北,许多人从现实出发劝她放弃,而她又对男友情有独钟,想放又舍不得,孰去孰从真是进退两难。父亲为她制作了二十张卡片,进行取舍分析,有正面的,反面的;有目前的,将来的;还有表面的,实质的。总之,翻来覆去的中心是要教她看一个人的本质。她从父亲的教导中认识到要把握住人间真情,最终勇敢地选择了“他”。正因为有了这些思想基础,我们的小家庭都夫妻恩爱美满幸福。 苏周刊:您是娄先生最小的女儿,长期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在您看来,您父亲的哪些品质对您影响最深? 娄有世:应该说很多很多,父亲在做学问上的那份执著和追求,那种无怨无悔、至死不渝的精神,他注重“教书育人”的教学理念,还有他的为人处世都是我们的榜样。我感受较深的是,他鼓励我们要自己努力。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有一段时间工作也不理想,心情非常苦闷,随着父亲重新获得工作并恢复社会地位,我很想请父亲出面帮我调动一下工作,但父亲的一番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爸爸能理解你的苦衷,但一个人如果真正有理想有抱负,应该靠自己的努力争取美好的前途。我虽然目前有点能力,但我不可能帮你一辈子。这个忙我不想帮”。当时我想不通,认为父亲不关心我。然而正是这个“不帮”,促使我发奋努力,获得了深造机会,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父亲对此很是欣慰。 我总觉得父亲的言传身教也是我们家族以义为利、勤俭持家、宽厚待人、勇担责任、以德传家的家德家风的传承,我们也正以自己的言行教育和影响着下一代。我的祖父娄凤韶当年是上海、苏州丝织业界的风云人物,曾经我家的生活条件是很优越的,钢琴、冰箱这些在当时还很新鲜的玩意,我家早就有了,游泳、网球这些时尚运动我们都学过,但我们从来不在外面炫耀,我们的衣着也很朴素。在学校在单位,脏活累活我们都抢着干。父亲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他有成功的事业,又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让我们一生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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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紫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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