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法院”怎样探索涉网案件诉讼规则

人在门口偷听属于窃听,如果运用电子设备算不算窃听?人擅自进入房间搜查属于违法,在远距离利用热感技术获得的信息是否属于违法? 在世界信息化浪潮中,互联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度和广度介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互联网产业和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对法治需求、法治保障和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法治如何回应互联网行业发展?是摆在每一位法学和法律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12月9日,首届互联网法治西湖论坛在浙江杭州举行,论坛以“网红法院”——今年新成立的杭州互联网法院为焦点,围绕法治如何与互联网发展相融合等系列具有前沿性和挑战性的论题展开。 互联网法院做了哪些事儿 浙江是互联网经济的大省,是较早利用“互联网+”服务司法审判的地区,其中像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道路交通事故“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机制、智慧法院建设等工作都走在全国法院前列。 今年8月18日,全球首家互联网法院落户杭州,是司法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大势的重大的制度创新,是中国互联网法治建设迈出的一大步。 在此次论坛上,杭州互联网法院院长杜前介绍,“作为一家非常年轻的法院,根据上级法院指定,集中管辖杭州地区5类涉网民商事案件,截至11月底,杭州互联网法院已受理案件4127件,结案2079件,其中网络购物产品责任纠纷占总案件的38%,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占28%,网络购物合同纠纷占10%”。 12月4日,在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经济论坛上,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袁家军介绍杭州互联网法院最大的亮点是,诉讼参与人的任何诉讼步骤即时连续记录留痕,当事人可以“零在途时间”“零差旅费用支出”完成诉讼。 当事人只要登录“杭州互联网法院诉讼平台”,起诉、立案、送达、举证、开庭、审判等每个环节全流程在线,原告、被告均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完成整套流程,实现了当事人“一次都不用跑”。 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章靖忠旁听过杭州互联网法院案件审判流程,他向记者回忆说,“那是一个关于网络著作权的案件,当事人一方在公司、一个在家里进行电子法庭网上庭审,二十几天就在网上审理结案,而传统普通案子至少需要三到六个月审结,大大提高司法效率”。 记者了解到,经过近四个多月的发展,杭州互联网法院在四个方面积累了创新实践:一是优化网上审判流程,二是创新涉网诉讼规则,三是提炼涉网案件实体规则,四是信息技术深度应用。 杭州互联网法院在普通程序线上审理、线上线下结合审理、审前程序等方面做了有益探索。例如,对于一方当事人要求线上审理,而另一方当事人不同意线上审理的案件,适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庭审方式,即同意的一方在线上出庭,不同意的一方线下出庭,以寻求司法效率与当事人程序利益的最佳平衡点。 杭州互联网法院还陆续出台《诉讼平台审理规程》《网上庭审规范》等涉网案件审理规程,努力破解诉讼主体身份确认难、电子送达难等难题,引导和规范网上诉讼行为。如针对主体身份难确认问题,推出系统账号实名注册、支付宝实名认证、生物信息远程核对三重保障机制,确保诉讼行为主体真实。 “网红法院”如何保持含金量 杭州互联网法院自诞生之初就成了“网红”。 积极稳妥、依法有序、遵循司法规律、满足群众需求、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提供司法保障……这些词汇,是中央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提出的要求。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蒋惠岭认为,互联网对于司法的冲击和影响,在司法方式上产生了五种新形态的变化。第一是司法部门和司法消费者间的服务互动,法院将技术镶嵌到了传统司法的每一个环节当中,实现司法的便民惠民功能;第二种是信息技术基础上的司法辅助,实现智慧司法;第三种是科技平台上的纠纷解决,如网上纠纷解决机制;第四种是法律适用,尤其是针对平台服务商的法律责任问题、网络知识产权问题、非法经营、灰黑产等问题;第五种是诉讼程序的新形态。建议杭州互联网法院进一步在程序规则、程序体系的建立上下功夫,主动应对司法公开等问题的挑战。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于志刚,是杭州互联网法院从筹备到运行的亲历者、观察者,也是该院聘请的咨询专家。 “杭州互联网法院是信息时代和司法体制改革中诞生的‘网红法院’,是主动承接网络强国发展责任的一个成果。”于志刚评价说,它同时担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应当如何保持自己的含金量、如何保持独特的样本价值?这些值得深思。 于志刚认为,探索涉网案件的诉讼规则,是中央深改组对互联网法院最深切的期望,是我国确立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规则的核心,自然也是互联网法院最重大的使命,应当从框架性创新走向内容创新,对内要为中国法院设立样本,对外代表中国司法系统成为网络法治的创新典范。 “案件管辖类型和管辖权将成为杭州互联网法院创新的增长点。”于志刚建议,除了探索法律和技术的结合之外,互联网法院最终要走上一条“道器一体”的结合之路,要重点考虑诉讼机制的优化、案件类型的拓展、管辖制度权创新。作为在网络空间跨行政区域的准备法院,要顺应从民商事案件逐步扩展至刑事案件趋势;鼓励当事人约定管辖的方式将案件处理范围从杭州扩展到全省、全国,尽快地拓展到全网空间;通过司法经验的积累,成为跨境网络纠纷的约定管辖机构。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朱深远说,“互联网司法变的是司法的模式、司法的手段,不变的是司法为民的宗旨、维护公平正义的目标,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满足群众的司法需求”。 怎样应对互联网治理新难点 职业打假是当前互联网治理中的难点问题。 记者从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2016年共收到涉及网购的疑似职业投诉近5万件,占到投诉举报总量的40%,主要集中在“违法广告”和“标签标识”上,而今年前三季度,这个数量达到5.8万件。 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冯世联坦言,“这些投诉集中在标识标签不规范等小问题上,很少有涉及真正的假冒伪劣,这对假冒伪劣的打击作用不明显,我们还发现部分打假人存在向小商户敲诈问题”。 如何防止职业打假变成职业假打? 在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中国自贸区法律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贺小勇看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制约牟利性打假行为,是司法界对职业打假的态度。建议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不看是否职业,也不看是否牟利,关键看是真打还是假打,从而真正发挥职业打假人净化市场目的。 对于“职业打假”这一互联网治理新问题,杭州互联网法院又是如何看待的? 据了解,针对“职业打假人”问题,杭州互联网法院一方面通过经营者举证和法院主动查证两种方式,合理界定“职业打假人”范围,另一方面通过将涉案网店的问题通报平台、移交相关行政部门、收缴货品等方式,维护网络购物秩序。 杭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马晓晖则表示,“面对新挑战,杭州将顺应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把握网络空间发展的法治规律,进一步深化杭州互联网法治实践,持续推动网络信息技术在法治建设、民生保障、城市治理等领域的应用,努力把杭州建设成为全国互联网法治示范市”。(记者 陈东升 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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